专访 | 博瑞迪张嘉楠：种业CRO模式跑通关键点在于实现能力圈构建，覆盖全产业链

由亿欧智库与华大智造联合发起的《2022农业分子育种行业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于10月27日隆重发布。石家庄博瑞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嘉楠博士是中国分子育种产业内的重要企业参与者代表，白皮书研究团队对张嘉楠博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张嘉楠博士在访谈中分享了国内分子育种技术服务行业情况，探讨未来种业CRO企业模式。

1.目前分子育种技术在动植物领域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哪一个领域发展更快？

具体谈及产业应用水平的话，动物领域发展更快。在植物领域，育种家人数多、水平高，种植和表型鉴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常规育种进行的较为顺畅，并能取得很好成绩，因此植物领域对分子育种的需求处于起始阶段。而在动物领域，单体价格高，世代间隔长等因素使得分子育种成为常规育种的替代性技术。因此在动物领域中，大家对分子育种应用的认知程度及发展水平是高于植物领域的。

2. 在博瑞迪提供育种服务的过程中，哪类业务在种企中需求量较大？

所有的业务可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性状的开发，侧重研发端；第二类是性状的应用，侧重应用端。对于种企来说，基础研究相对落后，科研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转化周期太长。因此，国内种企对基础研究有大量需求。而在应用端，动物领域对全基因组选择业务有大量需求，而植物领域的需求点主要在分子标记辅助回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早筛等方面，这类业务可以帮助他们快速筛选材料，进行育种工作，短期内看到效果。

3. 目前在具体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检测业务中，会选择那些技术？

现在适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技术有两个，一个基于荧光信号，另一个基于测序。测序类技术因为标记数量多，从一两百个标记到一两百万个标记，因此主要用于标记辅助回交选择、种质资源鉴定、基因组选择。荧光信号的技术适合于只有几个位点或者十几个位点的检测，当位点少、样本多的时候，会选择荧光信号的方法去做。

4. 博瑞迪“帮助客户平均缩短种源的培育周期50%以上，准确率提高20~30%，然后成本降低90%以上”，准确率提高主要依靠什么？大致的培育周期和成本范围是多少？

准确率是基于参考数据集进行统计计算，与人工选择相比所能提升的比例。在特定物种中可以达到这个数值，甚至在一些物种中还会更高。培育周期在不同物种的不同应用方向中都不尽相同，比如回交辅助选择，想获得恢复率达到99%以上的个体往往需要做8代4年，利用分子标记筛选后可将其缩短到4代2年，再结合快速育种等技术可以缩短到4代1年；在奶牛的育种中，正常情况下世代间隔是6年，利用基因组选择技术后可将其缩短到1.5年，降至50%以上。在缩短世代间隔的同时，还会降低表型观测的工作量，从而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

1. 博瑞迪目前合作的上下游企业主要有哪些类型？

上游和设备厂商合作，如华大智造，在引入MGISEQ-2000高通量测序平台后，我们又引入DNBSEQ-T7超高通量测序平台，得益于该产品灵活的测序通量、优秀的数据质量和稳定的运行性能，可以帮助博瑞迪更好地满足分子育种产业化落地的需求。

下游主要是科研单位和产业公司。植物是一个重科研轻产业的领域，大部分育种工作由科研单位完成，因此科研客户占比较高；动物领域中，因为科研单位不能大规模进行养殖工作，因此只能和产业结合去做科研工作，因其产业价值大，科研人员也愿意基于产业完成科研工作，所以动物领域可以理解为全部是产业客户。

2. 随着分子育种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应用，种业CRO企业对上游设备厂商如测序平台或芯片这些公司，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农业领域的诉求主要在成本方面。因为涉及的量较大，单一的研发投入固定，如若能把它放到更大的群体上，则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更低的成本推动更广的普及，像华大智造、博瑞迪其实都在沿着这条路走，身上担有这样一份责任，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推动起来。

3. 您认为种业CRO和医药CRO相比有哪些异同点？这种模式跑通的关键点是什么？

两者整体比较类似。在育种研发过程和医药研发过程中，整体投资金额较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且需求旺盛。在中国这种相对复杂的环境下，育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很难出现像美国几家公司基本占据整个种业市场的局面。因此在这个方面，种业CRO和医药CRO非常相似。

同时，种业CRO和医药CRO一样，都由一系列环节构成，这也是CRO企业的价值所在。将系列需求融合在一起，进而产生化学效应。比如说，某个企业只有技术a或b或c，那么这些技术单独价值不大，由于研发投入或其它方面能力有限，又很难把技术abc全部放在一个平台中。在这种情况下，种业CRO和医药CRO会将各个环节放在一个平台上，帮助客户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因此将CRO模式跑通的关键点在于能力圈构建。将各个环节的技术放在一起，产生1+1>2的效应，这对整个育种过程都将是一种颠覆。